第26章：野生和土长(1/2)

每宗业务完成后，赵保安便会毫无悬念地要经历父母可着心尽着意的修理和改造。在他咬着牙熬下来后，满心以为他那“老实”已经功成名就为不“老实”，谁知村里那些老少爷们婶子大娘授予他的竟是：

“这么老实的孩子都会作这等业，八成是被庄里那几个闯祸精撺掇得。”

“老实不出好老实来！”

“老实老实会偷佛的！”

“还真是老实过了头，被人挑唆着作出这等‘业’来。这孩子还真是老实啊！唉！……”

赵保安最后收获的竟然还是大人们的如是评价，有心硬着头皮再作几项更大的业务，以正视听，却再也鼓不起勇气。这不仅来源于父亲的自小教诲，也来源于母亲狮吼功及棍棒的威慑。

老实就老实吧，还能老实死个人咋地？可虽然不敢再次证明自己的不“老实”，虽然默认了自己的“真老实”，赵保安依然做出了一个聪明的决定——跟铁哥们赵振海学习武术——这样既不会闯祸又不会涉嫌“老实”，还可以给平常惯于欺负自己的熊孩子以警示，何乐而不为呢。

上小学后，特别是小学三年级后，对于男女之事的懵懵懂懂令那时农村的小儿女们开始无端地害起羞来，那羞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从小听惯了大人以性和男女**官为主题的各种修辞方法的骂人的话，似乎无骂不涉及性及**官，性及**官便成了一种罪恶的东西。

二是听多了大人以性及**官为主题的各种**笑话，这又把性及**官渲染成了想当然的羞耻。

三是听多了以父母为主的大人们以逗趣或担心儿女早熟为出发点的对于生育、生理的误导。

在小儿女们“我从哪里来”这个最基本最现实的问题面前，要么说是捡来的，要么说是地里长出来的，要么说是讨饭人送的，这便令性变得跟结婚生育没了任何关系。

而当小儿女们渐渐懂得思考后，他们从大人们那里获取的对于性，对于结婚生育和生理的印象和理解便互相矛盾起来，矛盾的结果是，令这一切显得更加可疑更加神秘，如果在懵懵懂懂的感知和理解里再跟男女大人们明朗的或涉嫌暧昧的各种关系联系起来，这组概念就更加可疑更加神秘了。

神秘令人向往，但可疑令人排斥，在一面向往一面排斥的情况下，如果发现有男女同学牵牵手或涉嫌亲热状玩耍，好事的男女同学便作酸涩状窃笑、白眼或非议：某某和某某搞对象呢；某某和某某相好呢；某某和某某两口子呢甚至有顽劣的男同学会耻笑道，俩人儿困觉呢！搞破鞋呢！

可疑的东西如果费尽脑筋都解不了惑，那东西便会被排斥——大家虽然都不知道男女同学在一起涉嫌亲密具体有什么不好，但都知道那想当然是丢人的不好的事情。

既然是丢人的不好的事情，那就理所当然地应当避嫌，不光要尽量避免互相间说话——学习上的事情应当除外，必要时还要在课桌上划下“三八线”，互不越界以避嫌。如果这些还不够排除自己的嫌疑，那么来吧——吵架！再不行——打架！都打架了，你还能说我有嫌疑吧？那时小学三四年级的小儿女们已经不乏有人对这一切既排斥又被吸引，但罪恶感和羞耻感总是占上风的，就算被吸引，也不能表现出来。

那时的赵保安也实在想不通男女青年成为了新郎新娘后，那一对漂亮而又圣洁的新人怎么可能跟那些骂人的脏话有关系。他一直相信大人们对他说的，他，包括所有的人都是爹娘抱来的，捡来的。他那时深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专门长孩子的地方，就如苹果树开花结果一样，一结果一大片。想要孩子的新郎新娘会像到苹果园摘苹果一样，选一个自己最喜欢的苹果摘了去，养在新娘的怀里，养得会哭会叫了便成为了自己的孩子。至于男女一起“困觉”这个词，他知道它是个骂人的词，但他想象不出它跟罪恶的“性”有什么关系。

那时的赵保安想当然认为，在这方面，程丽薇跟他的认识是一致的。但自从程丽薇开始抱他亲他，他便想不通了，只比自己大一岁的程丽薇，缘何胆子比起男生还大呢？这难道不是羞耻的吗？难道不是不应该的吗？

在那个连温饱都难以解决的时代，家里孩子像猪仔般一窝养的父母们本就被没完没了的农活和琐事忙得没日没夜头下腚上，对孩子进行的是“牧羊”式教育，学校老师也几乎都是“土生土长”的，嘴里全是土话，肚里全是土货，对学生的教育全是“庄稼把式”。那年月，绝无人会想到“土生”和“野长”这两个词会成为今天饭桌上的时尚，但其实，这两个词在那个时代已露端倪，至少在河西村小学是这样的。

那时河西村小学仅有的两个老师——男老师赵学齐和女老师朱时雨便是“土生”的代表人物，而班上的“爬窗党”，便是“野长”的代表人物。

河西村小学校的赵老师和朱老师虽然土，却都是全能的，包括体育、音乐等所有小学课程他们都能教。那时候河西村小学是一到四年级，五年级要到吴庄村共有三间大教室，学前班（幼儿园）一个大教室，一至四年级共用两个大教室。起先是一年级和二年级合用一个大教室，三年级和四年级合用一个大教室，后来发现这样有问题——由于只相差一个年级的学生年龄、心性和掌握的知识接近，互相之间很容易发生冲突，发生冲突后大家互不相让，很